南阳市

）3（宋）王溥：《唐会要》，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645页。

（《四书章句集注》，第7页）朱熹认为慎是戒谨于意念刚发动的几，而独是他人还不知而自己知之的状态。（《复礼上》，《凌廷堪全集》第一册，第14页）自从李翱主张复性以来，宋明理学的复性与礼并不相关，而是释氏之幽深微妙。

凌廷堪认为：子夏‘礼后之说，因布素在众采之后而悟及之者也。如果说儒学在中唐已失去了活力是李翱复性说的前提，那么凌氏试图转变学风的前提并不存在，因为礼在清代乾嘉时期并没有缺失。至曰格物即格礼之器数仪节，是宋儒以格物为穷理者，次仲以格物为考礼，寻之故训，其果若是乎?次仲十年治礼，考核之精，固所擅场，然必装点门户，以复礼为说，笼天下万世之学术，必使出于我之一途，夫岂可得?此皆当时汉学家意气门户之见驱使然，亦不必独病次仲也。而其所以亲之、义之、别之、序之、信之，则必由乎情以达焉者也。即便是对于戴震，凌氏也偶有龃龉，他说：吾郡戴氏，著书专斥洛闽，而开卷仍先辨‘理字，又借‘体‘用二字以论小学，犹若明若昧，陷于阱擭而不能出也。

（《复礼下》，《凌廷堪全集》第一册，第17-18页）在凌氏看来，礼的功能是节心节性，而无理气之辨。他以五伦为例予以说明。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

相应地，把《中庸》学问思辨行看成是一种具有本土特色的学习过程观，主要因为：首先，学问思辨行思想是中国人在总结本地学习经验与实践的基础上自己创造并发展的，发端于孔子，孕育于《中庸》，丰富和完善于阳明心学和程朱理学，并在现代学习（教学）实践中受到广泛关注，具有本地性。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学是格物外铄阶段，对应教，发挥着接受外在信息的功能。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

道有指导、引导之意，侧重借助外部力量引导个体生命不断发展。要么不辨析，既然辨之，就应该弄清楚是非曲直。

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除非不思考，一旦思考，应得到正确系统的结论方可罢休。本土学习过程特色新释突破文字训诂与字义解释的局限，运用多学科的整合视角对《中庸》学问思辨行思想进行审视，不难发现，学问思辨行这一整体连贯的本土学习过程观具有内外交织、尊道互动、情知共振、知行共孕等鲜明特点。依《中庸》的逻辑，一方面，自然天性是学习过程展开的内在根据和前提条件，尊就是要让这种先天潜能逐步展开和充分激活。

问思辨大体是致知内求阶段，思辨起着存储、过滤、提炼、筛选的作用，将从外在获取的感性知识上升为理性知识。笃行，笃有坚定深信不疑等义，行即践履躬行。实际上，除慎思明辨外，其他环节都有着对象化的一面。尽管《中庸》难免带有某些时代局限性，但学问思辨行的学习过程观是我国本土学习思想的重要内容，完整清晰地呈现了学习过程的本质、特点、方法和规律，影响广泛而深远。

明辨，明，照也，辨，判也，意指充分地判断与辨别所获得的认识，以求精其察，真正弄清楚事实的是非曲直。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德性与问学主要是就学习内容而言，尊（内求）与道（外铄）对应的是学习过程。

情知共振：分析《中庸》语境，学习的成功不仅依赖感知力（博学）、理解力（审问）、思维力（慎思）、判断力（明辨）、执行力（笃行）等认知因素，还需要五弗措这一动力意向机制提供支持。知行共孕：学问思辨乃求知之事，必先明于至善之所在，而后笃行不惑。

《中庸》学问思辨行是一种本土学习过程观一般来说，本土事物具有三个基本特征：本地性、适应性、原创性。《中庸》认为学习是一个从知到行又反馈到知的循环过程，经由感性认识阶段上升到理性认识阶段又运用到实践阶段，正是在知与行的转换中，学习目标得以实现，生命意义亦得以达成。针对生而知学而知困而知等不同的个体生命，《中庸》作者分别设计了安而行利而行勉强而行的学习实践路线，只要一以贯之，持之以恒地践履，最终都能实现及其成功一也的目的。问对应答，既接受信息又筛选信息。不只如此，还需要通过笃行把所学的知识技能应用到实践中去，从而转化成外在行为。笃行意指坚持不懈地践行，以求履其实。

博学是起始阶段，主要任务是以求能其事。尊有敬、重、遵循之意，注重内部用力，主张充分发挥自觉能动性，不断学习体认外部世界。

 《中庸》因其高度凝练的理论智慧直抵中国思想的核心。博有广博渊博广泛等义，博学谓广博学习也，即要广泛地学习个体生命发展所需的各方面知识。

内外交织：《中庸》呈现了一个十分形象灵动的外化—内化—外化学习过程。除非不行动，倘若行动，就应该坚持不懈地完成。

整个过程充分体现了知行共孕的特点。笃行（习与行）属于学以致用的实践阶段，能加深对已知的理解与巩固。一方面，强调通过对外的多闻多见多听多学，广泛地获取知识。其次，学问思辨行思想指向中国本土文化建构，是基于本土学习实践问题而提出的，深深扎根于中国特色的学习实践土壤，是能够适应本土实践情形并满足实践需要的。

再次，《中庸》相传为战国时期子思所作，当时中西方几乎没有文化交流和接触，《中庸》体现的完全是本土立场、本土智慧和本土价值，是原创的、原生态的，在当时世界范围内也是领先的。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

五弗措充分体现了情意因素（比如恒志等）在学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发挥着促进、调节、维持和强化的功能，与认知学习主线融会贯通，共同促进个体生命的整全发展。按现代心理学的说法，即是要求执行—操作系统和动力—调节系统共同发挥作用。

另一方面，对于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的绝大多数人来说，需要借助而且必须借助环境、教育等外在力量来修正自以为是的偏颇，通过不断地向外学习来实现成己成物【12】亦明确将二书作为教化之用。

上，谓君也一句，开元初注无，是玄宗天宝重注所增。但是不论《礼运》还是郑玄注，强调的都是以礼治国，孝慈之道恰恰与礼治相辅相成，《礼运》言：圣人之所以治人喜怒哀惧等十情、修父慈、子孝、兄良、弟弟等十义，舍礼何以治之？以礼成治，可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此仍是公天下的太平之治。《道藏》尚收录有《御制道德真经疏》四卷本，董文指出此书非玄宗所作。此处注文，十三经注疏本作圣人制作礼乐，然而开元初注与《石台孝经》俱为圣人制作礼法，对照以《诸侯章》《卿大夫章》注，可知当以后者为是。

原载《孔子研究》2023年第2期 进入专题： 公天下 《孝经注疏》 。这正表明，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是两汉时期儒者公认的先圣王所遗礼制，且是汉代通行仪制【37】。

言圣人制此朝觐之法，本以教诸侯之为臣也。【7】简言之，为《孝经》作注的玄宗，所持的不是学者的姿态，而是至高无上的圣王之姿。

51 《孝经注疏》，第11页。始于事亲一节，玄宗注：言行孝以事亲为始，事君为中。